2012的台北電影節主題城市是斯德哥爾摩，而其所在地瑞典就成了這次關注的焦點地域。開幕片《PLAY》出自於瑞典新銳導演魯本奧斯倫之手，擅長一景一鏡的他，在精心雕琢的鏡頭裡處理複雜的人物情感和地位，這部新作更是直指瑞典的種族、社會與階級問題，受到爭議之餘也備受推崇。
《PLAY》，顧名思義，就是一場遊戲，玩遊戲的對象是一群年紀輕輕的孩童，只是這場遊戲玩得殘酷，玩得戲謔，也玩得諷刺。五個只有12-14歲的黑人男孩，運用一種獨特的犯罪手法，誘拐比其年齡層低的白人孩童，讓被害者跟隨著他們的腳步，自願(或半強迫)的走上一段通往窮途末路的不歸路。
瑞典社會裡，白人數量和地位遠優越於黑人，但在這部片裡，導演刻意反轉這樣的社會關係，讓黑人引領白人，讓白人處於絕對的弱勢，甚至聽命於黑人。這樣的設定除了是社會關係的反撲，也是一種屬於低年齡層的團體縮影，「團體」才是強勢，「逞凶鬥狠」才能保身。於是這些黑人小孩如同大人社會的縮影，他們戲弄乘客，大吵大鬧，對著不合群的同伴拳打腳踢，對著受害孩童說出大人的話語，孩童原來的純真，被社會化強制剝奪走了，只留下汲汲營營成為大人的軀殼，和現實與殘忍的靈魂。
導演說過，他想探討的不僅僅只是種族議題，同時也想探討關於「群體」的適應方式，以及面對「外國人」時，本能或是社會化的反應。片中，三個白人(其中一人為亞裔)在面對這樣的一群外來團體時，在不清楚狀況以及文化差異的情形下，多半選擇服從，甚至融入他們的生活(或是遊戲)裡，他們一起行動，一起聊天，一起玩著半強迫的遊戲，就像是一個團體一樣(在車站裡一起抬腳，在公車上一起被打)，只因為他們不想要突出於團體，避免暴露在不必要的危險中，而這也是這群黑人小孩的伎倆：黑警察和白警察，剛柔並施，最後心甘情願的被搶的一件不剩，還膽怯怯地要跟他們說再見。
魯本奧斯倫雕琢的鏡頭和劇情調度非常耐人尋味，在《PLAY》裡，男孩們不斷的移動，從城市移往偏僻的鄉鎮，從公車、火車、電車到步行，儘管鏡頭是定鏡，也有它的流動感。而開場的大遠景慢慢zoom in到焦點人物身上也是一個巧妙的構思，導演說這是從discovery學來的招式，先綜觀，在鎖定。他讓演員自由進出在畫面裡，就好像一台監視器，遠遠的看著他們咆嘯，玩耍，鬥狠，不刻意拉近，也不手持跟隨，就只是定著，如同大人的冷眼般看待孩子的遊戲：大人們看著這些精緻純真的孩子，但仔細一聽，才知道它們是多麼的空洞與惡劣。我們給了孩子什麼？這群黑人小孩在搶完了白人小孩後，自顧自地大快朵頤，還戲謔的接起了受害者家屬的電話，沒有人有悔意，也沒有大人管教，但是當白人父母準備對這些孩子做出反擊時，一群富有正義感的大人卻用種族和年齡的保護罩罩住這些「天真無邪又地位弱勢」的小罪犯。最後，吵起來的總是那群自以為是的大人，而這些孩子，最後就成為這些自以為是的大人。
不管是什麼種族，什麼語言，我們終將會共存於團體之中，如同結尾安排非洲舞與單簧管共存於同一個音樂課一般，團體生活是社會化的必經之路，但是我們的所作所為，都悄悄且深入的影響了孩子的價值觀。
文 : Fox Hua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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